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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家与孝”:西方很纠结,中国很明确

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“家”的历史,追随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也就少有“家”的踪影;而传统中国哲学——尤其是儒家占主导地位后,视家庭为人类生活、甚至是世界存在的不二源头。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《家与孝——从中西间视野看》中,作者张祥龙另辟蹊径,希望从西方找到适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哲学方法。

在这本书中,我们能看到“亚伯拉罕以子献祭中的亲亲位置”“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”“《哈利·波特》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”等问题的讨论,从全新的视野讨论“家与孝”。

张祥龙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,1992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博士学位,硕士、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都是中西方比较。“我受到西方影响的哲学方法主要是现象学。而现象学的基本哲学思路其实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较相近。比如,无论儒释道,最终极的东西是无法用概念逻辑来解释的,就像‘道可道,非常道’,能直陈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道。”张祥龙说。

西方哲学追究本原、理念、存在、个体,又关注逻辑、语言、心灵,这些都与人对世界的感受、思考生存体验有关,却恰恰漏掉了与人最直接相关的那部分——也就是以“家”为代表的那些最为亲密的经验的哲理。

张祥龙说:“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,儿子推翻父亲、妻子杀死丈夫的故事特别突出。西方文化对‘孝和家’有恐惧和贬低,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家庭中。一方面,出于人类的‘家本性’,父母对孩子当然很关爱,好莱坞大片也时常表现家人关系;但另一方面,个体主义依然盛行,核心家庭也开始破败,孝道是被忽视的。”

有趣的是,张祥龙在当代魔幻小说《哈利·波特》中看到了中西方对孝的交汇点。“一个大难不死的孩子,凭借父母的爱以及他对父母的爱,战胜邪恶,最后还替父母报仇雪恨,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亲子关系的主旋律故事?”张祥龙介绍,在中国古代,子女行孝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,如果父母被不公正地杀害了,孩子就要去报仇。在《春秋公羊传》中,伍子胥为父兄向君主报仇的行为,都被大加赞扬。

张祥龙说:“尽管西方在文化上贬低‘家与孝’,认为家庭只是人类的一个阶段,未来人类是不需要家庭的;但同时,他们又离不开家庭。”

西方很纠结,中国很明确。

在儒家看来,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于个体,而在家,特别是亲子关系。人类的根本所在既非社会性的,也不是个人性的,而是家庭性的。《论语》有言:“孝弟(悌)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。”

在西方重要的哲学家中,很少有人把“家”当作理解人性和世界的必要前提,海德格尔是其中罕有的一个,似乎也是最早的一位。20世纪20年代末,海德格尔就开始以肯定的态度谈论“家”。他曾引用诺瓦利斯的话:“哲学是真态的怀乡病,一种对总在家状态的本能渴望。”

海德格尔谈“家”,谈的是家园、家乡、家居,但不谈“家人”。而儒家认为,家不仅要像海德格尔主张的那样,在其共通的中心有精神上熊熊燃烧的“炉灶”,而且要有父亲、母亲、儿子、女儿、兄弟、姐妹等亲人关系在其间,形成一个实际的、活生生的家庭。张祥龙说:“只有活生生的家庭才能使真态的家和诗意的栖居成为可能。”

“一个人来到世上,长大后建立家庭,自己育儿同时还报父母,最后在儿孙照顾下安度晚年。人此时环视一生,自觉上不负祖先,下无愧后代,于是生出死而无憾的终极意识。而无家之人,则需要宗教才能勉强得到这种宁静。”张祥龙认为,对孝现象和孝意识的切当领会,或许是了解家和人类独特性的一个关键,也是认识儒家及其未来的一个要害所在。

新文化运动以来,中国经历了几次“反家”思潮;而近年来,“家与孝”又以积极正面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。张祥龙说: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,想重新获得生命力,必须调整,不仅要让青年一代听得懂,还要能够打动人。”

首先,要讲明道理,“孝不仅是文化现象、历史范畴,还与人性相关”;其次,要形成民间行孝的氛围;最后,行孝道也需要政府的支持。张祥龙提醒,行孝要避免两个误区:一是太刻板,完全按照以前的规范,比如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这在现代社会并不现实;二是太放松,觉得一周打一次电话,偶尔回去看看就算尽孝了。张祥龙十分强调“实质性孝道”,即除了“精神养老”之外,要对父母有实际的行动。

张祥龙说:“无论外界环境怎么变,‘家与孝’都是我们不应该丢掉的东西。‘家与孝’的问题,既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要害,也是理解人类本性和未来的关键。”(记者 蒋肖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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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王嘉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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